刘珍珍的胃已经撑到发胀，但她还在吃。
两包火鸡面，两包浓稠的调料全倒进锅里，又加了羊肉卷、牛肉卷。汤底又辣又烫，她一口接一口，直到见碗底。
几个小时前，她还站在办公室里。屋子里坐满了同事，领导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她：“听说你觉得自己做得挺好？客户都投诉了。”后面的话她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自己愣在原地，眼泪掉下来，一句话也没说出口。
回到家，她把碗筷丢在茶几上，半靠在床头，打开游戏“鹅鸭杀”，一直玩到凌晨才肯入睡。
第二天早上闹钟响了，她换上紫灰色工服，准点出现在办公室。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但身体记住了。入职一年多，她的体重从106斤涨到130斤。体检时，BMI还在正常范围，体脂率却已经到了36%——身体里三分之一的重量都是脂肪。
也是在这份体检报告上，“非酒精性脂肪肝”第一次出现在她眼前。
她不是个例。一组基于“全球疾病负担研究”的数据显示，2011年至2021年间，中国20至24岁人群中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病率增幅高达18.34%——在所有年龄段中增速最快，远高于全人群6.09%的水平。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，在并不肥胖，也不饮酒的情况下，开始和脂肪肝打上交道。而让他们肝脏变“油”的，往往不只是饮食习惯的问题。
隐秘的出口
凌晨3点，李雯仍坐在电脑桌前。
这天又轮到她上通宵班。她在成都一家互联网公司，负责短视频审核。电脑屏幕泛着冷光，她坐在椅子上，几乎没挪动过，手指不断滑动、点击，一条条视频从屏幕上划过去。五个小时过去，她已经审核了三百多条视频。
终于，系统弹出休息提示。她倒在床上，想睡一会儿，却翻来覆去始终睡不着，伸手摸到枕边的手机，屏幕亮起。外卖软件几乎是无意识地点开，她熟练地找到常点的那家烧烤，下单：烤排骨、烤猪蹄，再来一碗拌面。
半小时后，外卖送到。她重新坐回电脑桌前，把塑料盒一个个打开。油脂的香味一下子散开：焦香的排骨裹着孜然和辣椒粉，一口咬下去全是肉。猪蹄软烂，带着黏腻的胶质。她一边吃，一边盯着屏幕上播放的综艺。
“一下子就感觉特别特别满足。”
李雯常在夜班休息时点上一份爆辣的芋儿鸡。 受访者供图
这样的夜晚，在她过去的生活里反复出现。公司的排班频繁调整，刚适应早班，又被调去夜班。最难熬的是通宵，天亮下班，她一个人往家走，脚步发虚，“像踩在棉花上。”在这样的节奏里，深夜那份外卖，几乎是她一天里唯一不需要动脑子就能得到的东西。
入职四年，她的体重一点点往上走。身高153厘米，最重时130斤，比入职前重了近30斤。2024年体检，报告上多了一行字：脂肪肝。
之后再点外卖，她有过犹豫。但念头很快被压下去——“上班上到这个点了，人已经很累了，苦啥也不能苦了这张嘴。”
她不再去想体重，也不再去想体检报告。食物一口一口下肚，只剩下一种简单、直接的满足。
刘珍珍同样习惯在深夜进食。对她来说，吃不只是简单的“补偿”。面对日常工作带来的失控感，“吃”是为数不多能由自己做主的事情。
2024年6月毕业时，她进入一家电商公司做客服。每天换上工服，准点出现在办公室。她以为，努力一点、多做一点，总会被看见。
她发现自己越努力，承担的工作就越多：中控、发货、统计库存、文员，样样都要做。库存对不上找她，发货超时找她，去厕所多待一会儿，有人催她。有一次，她刚坐下想喘口气，老板路过，吩咐她去洗茶杯，“万一来人要用。”
她起身，没说话。
入职前说月薪过万，到手只有一半。后来工作量翻倍，涨了两千块。熬了一年多，她辞职去了一家教培机构。
情况没有好转。工资更低，压力更大。“除了厕所，每个房间都有摄像头，老板会随时看。”她没有固定工位，总待在备课间的角落。老员工围坐在一起兴奋地聊天，新人很少被理会。
下班后，她骑电瓶车回家。有时到了单元口，她会觉得没力气上楼，只能坐在车上发呆，等自己一点点缓过来。
回到家，她脱下工服，随手甩在沙发上，走进厨房，看一眼水池里没洗的锅碗，转头点开外卖，下单烧烤、奶茶。一边吃，一边看剧，可以吃上两个小时。吃完，沾满红油的盒盖、揉成团的餐巾纸堆在桌上，她窝回沙发，刷手机、玩游戏，一直拖到凌晨三四点。
刘珍珍同样习惯在深夜进食。受访者供图
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内科副主任、主任医师杨明在诊室里，见过很多类似的年轻人。他们大多从事互联网、金融或文职工作，久坐、作息不规律、依赖外卖。长期高压状态下，身体持续分泌皮质醇——这种“压力激素”会让人更容易产生食欲，“忍不住吃一些高糖、高脂的食物。”而压力往往伴随失眠和作息紊乱，这种状态下，脂肪更容易在腹部和肝脏堆积。
此外，与白种人相比，中国人群中部分与脂肪和糖代谢相关的基因变异分布更为不利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易感性。
去年8月，刘珍珍被查出脂肪肝。医生提醒她，要控制饮食、多运动。
但对于一个下班后已经被掏空的人来说，运动要换衣服出门，社交要消耗情绪，旅行要花钱请假。点外卖却只需要动动手指，二三十分钟送到家门口。在所有能让大脑分泌多巴胺的方式里，吃，是门槛最低的那一个。
躺在家里打游戏也一样。都是她一天里，不用被催促、被紧盯、被评价的时刻，她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停，什么时候睡。
她也想过改变。但哪怕已经吃撑，胃开始不舒服，或是熬夜到胸口发紧，她还是停不下来。
她说不上来为什么。只是一旦停下来，那种空出来的感觉，会更难受。
沉默的肝脏
也有人的“吃”，跟压力没有太大关系。
去年7月，被查出中度脂肪肝时，徐浩东有些疑惑：“我平时也不喝酒，只是吃得油了点，也会得脂肪肝？”
他很快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。身高180厘米，体重245斤，接近重度肥胖。脂肪肝，完全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。
他的工作并不算忙。朝八晚五，到点下班，偶尔加班，到家也不过晚上8点。他习惯在公司吃完晚饭，回家打游戏，饿了，“就点个外卖奖励自己。”
工作日的夜宵，他最爱韩式炸鸡——甜辣的酱汁裹着酥脆外壳，一口咬下去，油脂和肉汁在嘴里炸开，再配一杯奶茶，香甜浓郁。到了周五，他会彻底放开：炸鸡、汉堡、米线摆满一桌，还要再加一个蜜雪冰城的大圣代。
“这样才够爽。”
上大学住校时，吃夜宵没那么方便。工作以后一个人住，不用担心室友嫌弃，也没有按时关闭的门禁。打开外卖软件，里面什么都有：麻辣小龙虾、烧烤、炒饭、甜品……只看图片就能引得人流口水，再加上满减优惠和“30分钟送达”的提示，徐浩东点餐根本停不下来。第二天丢垃圾时，他常常两只手都拎不完外卖袋。
工作一年多，他胖了将近40斤。
这些高油高碳水的食物进入体内后，走的是同一条路。油脂被分解，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葡萄糖涌入血液，血糖和脂肪酸同时升高。身体开始调度，分泌更多胰岛素，试图把血液中的糖送进细胞。但长期久坐、作息紊乱的生活方式，会让这个过程逐渐变得迟缓——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下降，糖分难以被有效利用。胰岛素抵抗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。
那些未被利用的糖，最终被送往肝脏，在那里重新加工成脂肪。与此同时，食物中的脂肪也在被吸收后，通过血液运往同一个地方。饮料和奶茶中常见的果糖则更为直接——它几乎完全在肝脏代谢，大量摄入时会被迅速转化为脂肪。
脂肪就这样一层层沉积下来。原本柔软的肝脏，逐渐变得“油腻”，整个代谢系统也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失衡。也正因此，近年来，“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”有了一个更强调病因的新名称——“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”。
在肝胆内科坐诊近十七年，杨明发现，过去五年里，二三十岁的“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”患者明显增多。在很多人的认知中，脂肪肝常跟“肥胖”挂钩。但在临床中，另一类患者也不在少数——体重正常，甚至偏瘦，却同样被查出脂肪肝。
刘小桥就是其中之一。
他26岁，身高174厘米，体重65公斤，从外表看甚至有些偏瘦。过去一年几乎不喝酒，体检一直正常，“怎么会突然有中度脂肪肝？”
杨明解释了这种反常识的现象：对一些肌肉量偏低、基础代谢较弱的人来说，脂肪更容易向“深处”沉积——进入肝脏和腹腔内脏。外表看不出变化，但体内的代谢已经紊乱。
“很多人以为脂肪肝只是肝脏的问题，实际上，它反映的是整个代谢系统的异常。”
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。它没有痛觉神经，早期几乎不会发出任何信号。等到被发现时，往往已经不只是肝脏本身的改变——血糖、血脂、内脏脂肪，一系列异常可能同时存在，只是还没有被看见。
“但很多年轻人只盯着体重，忽视血脂、血糖、尿酸这些更关键的指标，甚至寄希望于保肝药，反而错过了干预的窗口期。”
刘小桥后来回想，体检报告中那些早期异常，确实被他忽略了。直到报告从一页变成三页，标红的指标越来越多，他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刘小桥同样被查出脂肪肝。受访者供图
另一边，徐浩东对这些风险并非毫无认知。食品专业出身，他清楚哪些食物不健康，也知道长期高热量饮食的后果。但在具体的生活里，这些判断常常让位于更直接的欲望。况且自己还年轻，“身体扛得住。”
站上体重秤的时候，他也产生过强烈的负罪感，下决心减肥。没过多久，决心又会被一次次出现的进食欲望打败。
后来他索性不再想了。
“生活嘛，没必要那么严格。”
被放大的欲望
两年不到，徐琴琴的脂肪肝从轻度变成了重度。
三年前体检，报告上写着“轻度脂肪肝”。那年她27岁，身高160厘米，体重120斤，不喝酒。
“当时想，可能就是最近吃得油了点，又熬夜，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。”
但状况没有好转。2024年年底复查，发展到了中度。血糖开始异常。她紧张了一阵，去医院开了降糖药。但很快，生活又被工作、外卖和熬夜重新填满。
那时她在一家电商公司做服装品牌设计，上班从早十点到晚十点。去年4月转去做直播选品，作息彻底颠倒——直播从下午开始，持续到零点，她必须全程盯场。到了“双十一”之类的大促，凌晨两三点下班是常态。她起床时，家人早已出门。大家住在一起，却靠微信和电话联系。
夜里回到家，屋子是黑的。她摸索着开灯，整个人瘫在沙发上，手机还在振动。
“明天播哪个品牌？”“选哪几款？”“谁来对接？”
哪怕凌晨三四点，群里也总有人秒回。更让人紧绷的是，常常有人被点名、挨骂。消息一条条往上跳，她下意识扫一眼，迅速划过去，把手机甩在沙发上。
过了一会儿，振动还在继续。
她把手机摸回来，点开消息免打扰。屏幕安静下来。然后她打开外卖软件，下单三四十块的炸串，开一罐可乐，随便找一部年代剧。
“明明知道吃不完，还是忍不住点。”
食物把她暂时隔开——那些还在振动的消息、还没排完的选品表，以及还不知道能不能完成的KPI。可吃着吃着，焦虑又涌上来，她还是忍不住再点开群聊。
这样的生活持续到2025年10月。血糖始终控制不住，心脏时不时“抽着疼”。她再次去医院。
躺在检查床上，探头在右上腹缓慢滑动。医生盯着屏幕，没有说话。房间很安静，只有仪器的“滴滴”声。
“CAP值超过300了，重度脂肪肝。肝脏硬度9，有纤维化。”
徐琴琴被查出重度脂肪肝。受访者供图
她愣住了。那些数字她没完全听懂，只捕捉到“重度”两个字。一年前的超声影像中，她的肝脏只是微微“发亮”，血管轮廓还清晰可见。而现在，“发亮”已经明显增强，血管模糊，肝脏内部结构开始难以分辨。
更糟的是，医生告诉她，现在的血糖水平，“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糖尿病的门。”
她想起家里一个因糖尿病去世的亲戚。晚期的时候，整张脸被病痛折磨得发黑。那个画面，她一直忘不了。
这也是杨明最担心的。在临床上，脂肪肝与肥胖、2型糖尿病以及高脂血症等疾病密切相关。“更重要的是，脂肪肝并不是静止的，它可能逐步进展为脂肪性肝炎、肝纤维化，甚至肝硬化。”
这种进展，往往是隐匿的。
早期，肝功能和血常规通常还在正常范围，很多人没有明显不适。随着病情发展，转氨酶开始升高，提示肝细胞已经受损。容易疲劳、饭后腹胀、右上腹隐隐不适——这些信号轻微到几乎不会被注意。
当进入脂肪性肝炎或肝纤维化阶段，乏力感更加明显，有时还会伴随恶心、腹胀等消化道不适。部分人会明显感觉身体状态变差，甚至出现体重下降。
再往后，到了肝硬化阶段，变化才集中显现：血小板下降、白蛋白降低、胆红素升高，腹胀加重、下肢水肿、皮肤或眼睛发黄（黄疸）、容易出血或瘀青，严重时甚至出现腹水或意识改变。
“在临床中，脂肪肝的进展速度存在明显个体差异。”杨明介绍，“按照常规病程，纤维化每上升一个阶段平均大约需要七年。但有的人仅用两三年，就完成了原本需要多年的病变升级。”
这类进展较快的患者，往往同时叠加多种代谢危险因素——肥胖、糖尿病、高甘油三酯血症、高血压。危险因素越多，纤维化的进程越快。“过去多见于四五十岁人群的二级纤维化，现在在二三十岁的年轻患者中也开始出现。”
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主任医师魏来也发出警示：在年轻脂肪肝人群中，向肝纤维化进展的比例正在上升。“相较我国历史上乙型肝炎的流行，现在的脂肪性肝病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：1990年至2021年，中国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导致的肝癌死亡率，从每十万人0.35例上升至0.73例，翻了一倍多。
拉锯
也有人试图做出改变。
30岁的张静怡查出中重度脂肪肝后，几乎立刻进入了高度自律的状态。
按照医生制订的饮食方案，她戒掉奶茶、蛋糕、冰激凌。早餐固定为鸡蛋牛奶，午餐杂粮饭配鸡腿肉，晚餐是木耳、豆腐、芹菜汤。夜晚的饥饿感成为最大的考验，她选择硬扛，用喝水缓解。每天九十分钟跳操，或走完一万步。
22天，她减了10斤。
第23天，在一次旅行中，她第一次“破戒”，吃了夜宵。到了第三个月，那种严格的生活方式开始松动。饮食重新回归“享受”，体重随之反弹。
“日子太长了，不可能让我一直晚上只吃豆腐青菜黑木耳。我老公现在看到木耳都害怕了。”
查出脂肪肝后，张静怡开始改变饮食。受访者供图
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。随后，她又补充：“至少我知道方法了。就算再有问题，我也可以再调回来。”
“脂肪肝的确是可以逆转的。”杨明解释，在尚未发展到脂肪性肝硬化、失代偿期肝硬化（肝硬化的晚期阶段）之前，通过持续的生活方式干预，病情有望得到改善甚至逆转。
但真正难以逆转的，往往是那些早已嵌入日常的习惯。
一位刚被确诊为中重度脂肪肝的患者，在医生向他发出“如果再不改变，3年内必得糖尿病”的忠告后，当即下决心要开启新生活。走出医院时，肚子咕咕作响，他想起了一家“味道爆炸”的川菜馆，没有过多犹豫，就点了几样硬菜。他说，这“最后一餐”像一种仪式，“标志着向过去生活的彻底告别。”
刘小桥也知道这一点。体检结果出来后，他犹豫了整整一个月才走进健身房。“太久没动了，身体一下子也接受不了高强度。”
最初的训练异常吃力。标准一小时的力量训练需要完成四个器械，他连两个都坚持不了，只能用最低重量。每一个动作都在消耗意志。他不断说服自己：“来都来了，再多做一个。”
慢慢地，同样的时间能完成三个动作了。两个月后加入跑步，稳定保持每周两次高强度训练。三个月，他的体重降了3公斤，体脂率明显下降。
过去，互联网大厂的倒班制度，使得他的作息极度混乱：下午上班时往往中午才起床，来不及吃饭就匆忙出门。夜班结束后躺在床上刷手机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四五点。轮到早班又不得不重新调整作息。现在，他把很多休息时间分给了健身，熬夜也变少了。
倒班制没变，刘小桥仍尽力和工作时间周旋，调整自己的身体。体检查出了初期的肝损伤和肾衰竭，但他还是习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他认为，自己会得脂肪肝，是因为“以前爱喝酒，埋下了一颗种子。后来自己不断给自己压力，不断内耗，导致内分泌出了问题，引爆了那颗种子”。
他不想深究工作在其中的作用，觉得“不管干什么工作都是会有压力的”。他宁愿思考自己能改变的，比如改变生活习惯。如果要换一份工作，也有很多顾虑：还能不能找到和现在一样好，或者更好的工作？需要花多久去找？没有收入的时间要怎么过活？
至少现在，他并没有换工作的打算。最近挺忙，他还没来得及去复查。
第二天，他还会按掉闹钟，花半个小时通勤，走进那栋体面的写字楼，继续成为这个庞大的系统里，运转如常的一环。
（除专家魏来、杨明外，文中人名均为化名）
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实习生 王熙媛
编辑 杨海 校对 张彦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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